
謀劃在先,思考在前。這是干事創業的基本法則。
《左傳》記載,鄭國子太叔向子產請教如何處理政事,子產說:“政如農功,日夜思之,思其始而成其終。朝夕而行之,行無越思,如農之有畔”。大意是,處理政事如農夫種田一樣上心,開始就思慮周全,早晚依所思謀劃行事而不超范圍,就像農田有埂界一樣井然有序,最終才能成功。
“子產以為不思而行,與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,如農之無畔也,其始雖勤,而終必棄之。”北宋蘇軾曾在《思治論》引用此言,闡述事先不經思考盲目行事,或行動超出了思考謀劃范圍,就如農夫種田無埂界,開始時雖然辛苦,最終必然因雜亂無章而荒廢的道理。“夫所貴于立者,以其規摹先定也。”蘇軾把事前規劃視作確立根本的大計,如此“其應也有候,而其成也有形”。后又以造屋建房作比論證此言:欲造房屋必先估算錢財多少決定房屋規模,擇良工參謀合計,制定詳細施工計劃,后按設計建造,房屋方可落成。蘇軾之言,令人深思。
《尚書》曰:“慎始而敬終,終以不困。”事實上,事先深謀細算,一直被歷代從政者所認可推崇。北宋岳州知州滕子京修建民生工程偃虹堤,事先經過深入可行性研究,設計規模精確到長高厚尺寸,用工精確到單個勞力,方案上報轉運司反復核查,又經三司會審確定,工程迅速完成。歐陽修作《偃虹堤記》盛贊滕子京:“蓋慮于民也深,則其謀始也精,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。”事實證明,事先進行深入思考謀劃能達到事半功倍的功效。
諺云:“謀定而后動。”明代張居正推行新政十分注重事前謀劃。他在《答中丞孫槐溪》中說:“銳始者必圖其終,成功者先計于始。”急于開局之時,務必慮及善終;大凡成功之事,往往源于善始。前無古人的事業,沒有現成的路可走,需要發揚“銳其始”的精神,逢山開路、遇水架橋,蹚出一條新路來。但如果思慮不周,逞一時之勇,則易陷入“靡不有初,鮮克有終”怪圈。“銳其始”,益以“思其始”“計于始”,方能行穩致遠,把一個個宏偉藍圖變成美好現實。
古人云:“發之以勇,守之以專,達之以強。”愚公面對太行、王屋二山“懲山北之塞,出入之迂也”的困境,敢于擘畫“指通豫南,達于漢陰”宏大計劃,“聚室而謀”集思廣益最終形成“箕畚運于渤海之尾”的移山方案,盡管有路途遙遠、河曲智叟“笑而止之”的冷言冷語等諸多困難,依然堅信“雖我之死,有子存焉……子子孫孫無窮匱也,而山不加增,何苦而不平”,決然帶領全家“叩石墾壤”矢志不渝移山,最終實現“冀之南,漢之陰,無隴斷焉”的愿景。可見,干事創業,在克服困難中向前發展是一般規律,特別是進入“深水區”“無人區”,面對難啃的“硬骨頭”,既要有“銳其始”的勇氣敢于斗爭、“計于始”的謀略善于斗爭,更要有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定力堅持斗爭,如此才能踏平坎坷為大道。
新征程上,實現新時代黨的使命光榮而艱巨。以“思其始”的遠見、“銳其始”的勇毅開局,以愚公移山的定力篤行,把“計于始”的深度謀劃與“圖其終”的價值追求深度融合,善始善終、善作善成,定能不斷收獲“成其終”的碩果。(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)